丁学良论中国的出路

本文转自FT中文网，丁学良博士的原文为上、下两篇文章，分别是《“小众资本主义”难以持续》和《大众资本主义：中国的出路》，我为了阅读方便，擅自将二文合为了一篇。



这一次全球金融海啸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击及后果，每天都在以种种方式展现出来。中国迄今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这次全方位的冲击之下会作出什么样的调整，这是中国从中央到地方、从政策制定者到普通老百姓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当然也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

应该说，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时间、细节和扩展的速度，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都相当意外。但是，导致这次危机发生的来龙和基本根源——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经济中日益增长的泡沫、美中经济贸易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层问题——，在学术界和政策界已经讨论过相当长的时间了。同样，有关中国过去的增长模式以及此种模式光辉层面之下的结构性失衡的讨论，无论在海外还是在中国，也讨论过多年了，相关的评论文章可谓连篇累牍。

客观而言，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讲，是一场源自国外的传染病、急性病。但是，在这场传染病的打击之下，中国自身隐藏的慢性病也迸发出来。中国当下遇到的诸多问题和困难，传染病是外因，更多的是自身肌体内的慢性病在外来传染病的突然打击之下集中爆发。

从宏观角度解析中国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一条脉络。理清这条脉络，对于反思中国过去30年的成果与问题，至为重要。可以再次强调，很多病灶多年来就在那里。所以，尽管是外来的传染病打击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其爆发的时机、具体的表现细节，难以事先预测，但必须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自身的问题乃是多年生的慢性病。分析这种病灶的成因、寻找解决的药方，是今天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研究界和政策界，不可推卸的职责。

回顾中国30年来的经济增长方式，我认为可以从“两条道路”来总结。而两条道路中的第二条道路，又应该从两个阶段来分析。

所谓“两条道路”，是指30年前我们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始转向"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基本特点是"均、贫"。那时全中国的居民，除了极少数特权阶层享有对公众保密的"特供"保障之外，绝大多数的中国家庭均处于极端贫困状况。三十年前起步的中国改革，是从这样一种既平均亦贫困的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转变。

对过去30年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研究者能够总结出很多特点。在它的起步阶段，其主要特点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一部分”的少数人先发财，是中国30年发展的基本道路。必须说明，从毛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向邓式的中国资本主义转轨，是一个大进步。不承认这一点，今天的探讨就失去了积极意义。

而“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在过去30年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在中国改革的早期，“先富起来”的，多半是中国社会的边缘分子（marginal segments）。这种特点集中体现在当时的顺口溜上，即“不三不四的发了财”。这些边缘人物，或是曾经饱受打击的“黑五类”，包括“劳改劳教”释放分子，或是曾因投机倒把被处理过的，或是上山下乡人员中的不安分者，或是曾冒着风险从沿海倒卖走私商品的，或是偷偷进行外汇交易的——总之，他们是在毛的激进时代被抛到社会底层的“贱民”，邓的政府也不把资源给他们，他们只好靠自己。一无所有，胆子就大，最早“发财”的，多是这些地位底下的小买卖人。

这种“不三不四的发了财”的现象，当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刺激。很多当时的精英阶层，对这些忽然冒头的边缘分子很不服气。不满也来自政治上刚翻身不久的知识分子，当时曾流传一些说法，比如，有人称外语学院、艺术院校的女教师，伴舞（指在健康正当的舞厅）一晚的收益，比她们一个月的工资还高。

这种“不三不四的发了财”的现象，影响了另外一个更厉害的群体，就是掌握实权的党政官员，他们受到的刺激更大。官员们觉得自己是如此能干，还掌握着那样多的资源，经济上却不如那些不三不四、曾被他们打击和惩罚过的边缘分子。这种心理不平衡，很快导致另外一些人捷足先登，变得“先富起来”。于是，中国社会就出现了今天人们熟悉的那些发财方式，如特权经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等。所有这些术语描写的对象，基本上都是“特权资本主义”，或者“裙带资本主义”。我认为前一个术语更准确一些。

特权资本主义是“官僚资本主义”的一种退化的低级方式——党政官员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如管钱物管项目）或政治权力（如管组织管人事），来为自己或亲友谋取非法的经济利益。官僚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是“国家资本主义”，即官僚们虽然也在从事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活动，但主要是为国有的、政府控制的企业牟利，尽管个人也顺便有些灰色好处。

中国过去的30年，客观上一路走下来的，就是邓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小众资本主义”。这条道路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个阶段的“边缘人”的小资本主义、小打小闹的资本主义，它是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后期为主体的。然后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很快演变成“特权资本主义”。

我这里是从宏观的比较角度，来说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以及第二条道路中的两个阶段。“小众资本主义”导致的国民财富增长和分配的结构，主要体现为三点一面的“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这里的“富、穷”当然是相对而言。不过，这种三富三穷的结构，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缺乏宽广坚实的社会支撑，一遇国际经济衰退的风暴，就易引发国内经济的大动荡，提心吊担中国会发生全面的社会危机乃至政治危机。下文，我会以比较具体的方式，来试图说明：为什么中国的小众资本主义的道路，在目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应该并且如何作大幅度的改变。

---------------------------------------------------------------------------------------------

如前文所述，中国过去20年的发展主流，是国家资本主义及伴生的特权资本主义，其它形态的本土经济活动都是在它们的夹缝中讨饭吃。在说明这样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型时，我得先列举几个他人常年研究的发现。

清华大学研究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李教授及其小组发现，中国的社会流动在近20年来，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什么样的人能够有更多机会达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上升，什么样的人缺乏这些机会？

据他们的经验研究，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间，中国很多社会基层家庭的子女，能够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阶层的机会，远高于1990年代初之后。因为在这之前，中国的教育机会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资源，在社会里分布的较广泛，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主要由国家买单。这样，很多贫寒子弟可以通过高等教育，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通道。但是，他们的研究发现，1990年代初之后，中国的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就更难发现大面积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机会——那些既无权也无钱的家庭出身的子女，他们翻身的机会太稀少了。

第二方面的研究，是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等人做的。他们研究的是中国金融体系和各级政府对非国有的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在财政金融上的支持。他们的研究也发现了一个过去30年中重要的变化：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国的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当大。然而，这种趋势从1990年代初以后急剧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中央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越来越大量照顾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

他们强烈建议，反思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不能把30年当作一个整体。因为其间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在1990年代初。

第三种研究是耶鲁大学商学院教授陈志武等作的，他们分析中国每年GDP的增长，到底由哪些人分享成果？结果发现，这块巨大蛋糕被分成的三大块，第一是最大的一块，被政府拿走了，即财政税收；第二块较小的，被城镇居民拿走了；第三也是最小的一块，则是被农村居民拿走了。在1978年，中国的财政税收相当于当年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后来的十多年里，即从1978年到1990年代前期，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发展，特别是非国有经济增长迅速，使得中国政府从全部财富中拿走的部分所占的比例，相对处于下降趋势——尽管总量在上升。这说明当时的中国是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到了1994-1995年，中国政府的财税规模相对最小。

然而，一切在1990年代中期的财税体制改革后，发生了巨变。到了2007年，中国政府的财税已经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29年前增加了四千万人口的规模。这个数字还不显眼，更显眼的，则是全国资产性的财富总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四分之一在民间。特别是，从1995年税收政策改变，到2007年的12年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之多。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长了1.2倍——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上述三个例子，尽管研究领域不同，但相互印证并大致吻合。

所以，中国的国富民穷，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的。它所反映的模式，则是中国过去的GDP增长，主要是两个轮子拉动——政府投资和出口占了大头，国内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愈益弱化。

回到原来的话题。过去30年里，中国早期推动的资本主义，也就是在邓小平式的资本主义——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鼓励之下，一些无权势的人开始发财。但1990年后，先富起来的人越来越属于权力阶层及其亲友。以权力来交换市场机会、以特权获取财富等等——特权资本主义的趋势越来越突出。

正如我说明的，特权资本主义是官僚资本主义的退化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它的高级形式。过去20年里，中国的特权资本主义趋势增强，与国家资本主义趋势增强，是同一过程的两面。这种发展模式的跛腿病，就是中国经济的两个前轮——政府支出和出口——越来越大，而居民消费的后轮越来越小。

在我看来，"内需不足"是个模糊说法，常被中国官员拿来误导公众。今天中国应该强调的，不应该是一般性的"拉动内需"，必须从更深层次去解构这个神话。准确地说，中国的要害是"民需"不足；抑制"官需"、提升"民需"才是结构调整的关键。

每次谈到刺激经济的时候，很多中国官员总是说，好，我们加大内需。只要看看那些"加大内需"的细节，绝大多数是政府投资，拉动的还是“官需”，而非“民需”。所以，海内外众多分析家反复说一个基本道理：在全球经济体中，GDP中居民消费所占的比例，中国是最低的，只有35-37%，并且持续下滑。即使如印度这样比中国还穷的国家，居民消费所占比例也达到60%左右，更不用提发达国家了。所以，中国的内需不足，严格地说是“民需”不足。

本次经济危机冲击之下，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大车轮——出口，越来越弱化。根据FT上中国国家发改委官员的文章，北京的40000亿投入中，真正加强社会福利的部分，只有3000多亿，不到10%。就是再加上7千亿的农村投入，也只有25%。所以，这一次中国的大规模刺激方案，依旧是拉动“官需”。难怪网上有笑话说，40000亿又是拿来建“万里长城”和“阿房宫”。

中国要真正从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从带有慢性病症状的增长模式走出来，就必须让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重大转型，从"少数人先富起来"，转向大众资本主义——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发财的机会、从而有递增的民间消费能力，这才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轮子。

走向大众资本主义，我们应该回顾中国改革初期，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时，在万里、习仲勋等人的协助下，那时首要的考虑，是广大民众脱贫进而致富的政策。当时那么做虽然受条件的制约，但基本目标是明确的。可是从1990年后，中国的"民富"目标越来越边缘化。目前的冲击，只不过是把中国1990年以后三点一面的"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的模式，即国家资本主义及其伴生的特权资本主义的风险，暴露出来。

中国走向大众资本主义，必须增加资源和机会的公平分布，包括创业的、职场里升迁的、在全国各地流动和发财的等等。在各行各业里创业和发展的资源及条件，应该大量开放给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垄断在政府手里、然后大量暗中输送到权势者亲友的手里。

中国要转向大众资本主义，就得在金融体制和政策上做根本改变，不能将普通民众存在国有垄断银行里的钱，没完没了的注入大型国有垄断企业，而对私营企业又压又打。现在已有让中国沿海的地下金融浮出水面的做法，应尽早让它们完全合法化，与国有银行平等竞争。此外，中国还必须在反垄断上多做实事，不能让垄断性的国有企业从民间吸血太多。

同时，中国政府应在人力资本方面扶持弱势群体。很多国家在作经济调整时，政府都要大量投入，对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从夕阳产业转向朝阳产业的人，进行财政税收上的支持，以降低职业（再）训练和正规教育的个人成本。

中国的服务业太小，已是喊了多年的老问题。中国服务业中，民间经营的大多是低端的，如餐馆、洗脚店等。涉及科技、文化、高级服务行业的部分，政府控制太严。这一块不放开，中国就很难出现大量高附加值的、创新的、提供高学历者就业机会的新型第三产业。中国应降低法律、教育、文化、艺术、传媒、卫生等行业的私营企业准入门槛。

只有通过综合性的对内开放，中国才能转变到大众资本主义，让更多中国的普通公民，无论是来自乡村还是城市的，获得更多的创业机会，找到更多提升自己人力资本的机会，推出更多新型企业的机会。这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中国，是走出困境的明智之途。如果把拉动内需仍然集中在拉动官需，中国的增长模式将难以持续。要实现从拉动官需向拉动民需的转变，就必须让中国普通公民能有更多的创业、发财、控制财富的机会，从"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的不平衡走出来，迈向"民富国强"的公平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