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段时间，上海一位软件工程师在其Google Blog上宣布了起诉中国电信的消息，这一消息在中国的互联网领域，就像沉闷的死水被投入一块巨石，激起巨大的反响。
事实上目前个人起诉国有企业的案件已经并不鲜见，此前早有市民起诉中国电信运营商、起诉银行、甚至起诉国资委的案例见诸报端。虽然电视、报纸等主流媒体均对其集体失声，但这起案件在互联网上受到网民的热烈拥护却让人无法将这一案件等闲视之，众多知名博客都对此事进行声援，而且众多人士纷纷在这位软件工程师的博客上留言表示支持，甚至有人直接在留言中表示愿意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
那么是什么让这起“小”案件拥有如此的社会反响呢？而几天后这位软件工程师的博客就无法访问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端倪，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的博客也被GFWed了。这起诉讼案因GFW而起，又因GFW而变得复杂，而原定于将会在5月29日上午9点的开庭审判，也被法院延后，当事人只能等待新的传票。
而这也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办案特点，对于公众关注而又会对政府产生不利影响的案件，一般都会先进行拖延，然后伺机私下解决或者商议“最佳”的解决方案，最后给出一个似是而非的宣判结果，并且迅速盖棺定论。
事实上，我对本案的最终判决没有任何兴趣，因为结果已经注定不会令我们兴奋；而我感兴趣的，在于本案是个人起诉GFW的第一宗，即使从起诉那天结局就已经注定，但当事人的勇气以及冷静却令我肃然起敬。我也是GFW的管制对象，作为刚走出校园的IT从业者，GFW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相当的不便，比如我无法登陆维基百科查找各种专业术语、无法正常在自己的Blog上进行发言（虽然我自认发言并无任何不妥）、甚至我无法使用Google.com搜索引擎，只能接受阉割版的Google.cn，并且无法使用Google提供的博客服务，而最近我在flickr的网络相册也已经无法使用。不过对于这些遭遇，我一向都逆来顺受，压根没有想到过要求改变，是这件诉讼案让我知道中国人原来还有一丝悲情和血性。
不过我们要想想，GFW虽然过滤了国内网民的信息渠道，但我们却没有受到经济损失，直接受到经济损失的却是Google等国际化的互联网公司，为什么哪怕Google中国已经被斩断手脚，但这家财力人力都雄厚无比的大公司却依然要忍受着海外舆论对其“Do Not Evil”质疑的巨大压力，不断向中国政府妥协，而并未走上通过法律进行申诉的道路？
在笔者看来，是因为Google的公关部门告诉他们，在中国这样一个潜规则盛行的国家，正当的法律途径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激化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之后，政府会受到道义的谴责以及经济衰退的压力，但这并不致命，而丢失市场对于必须要追逐盈利的企业则是致命的。
那么是否无论公司还是个人，就都无法通过法律获取应有的尊重呢？我想对于拥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公民来讲，这绝不会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在中国这样一个现行体系的国家，中国人都被培养成无社会责任的“人民”，而不是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公民”，是否有必要起诉中国电信，却成为网络上争论的焦点。
从1898年的戊戌变法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要求民主，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树立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但为什么直到100多年后的今天，被写进宪法的言论自由仍然只是一纸空谈？网络上的信息遭到了空前的监督和过滤，哪怕连一个毫不相关的小软件网站都会封锁，虽然后来证明当事人的软件网站并无“非法内容”，属于错封，已被恢复，但我们要考虑为什么政府滥用权力到了如此地步，毫不顾忌民意？只是政府有错，而我们普通民众仅仅是受害者而已吗？不，如果毫不作为，我们就是伤害自己的帮凶。
在民间流传了这样一个段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听不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不关心。但曾任新华社副社长的李普老先生于2001年83岁时在为《历史的先声》做序言时写道：“我现在居住的这机关宿舍区两个小小的花坛上，竖立着几块红字白底黑边的牌牌，制作很是工整。其中一块上写的是：‘知法懂法守法一个不能少；国事民事天下事事事需要法制。’其他几块写的是‘争当文明市民’和‘社区为我办实事’之类，看来是有关机关统一制作或统一安排的。前一块使我感到很遗憾，‘知法、懂法、守法’当然很重要，可惜偏偏漏掉了‘用法’，我想，作为一个现代公民，在懂得‘守法’的同时。还应当懂得‘用法’来保护自己的权利。”
在这里，请允许我引用63年前抗日战争时期在国统区出版的共产党党报《新华日报》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5日
博文
16 小时前
